与此同时，海伦?彭斯哪儿去了呢？为什么我没有同她共度这些自由自在的舒心日子？
是我把她忘了，还是我本人不足取，居然对她纯洁的交往感到了厌倦？当然我所提及的玛丽威尔逊要逊于我的第一位相识。她只不过能给我讲些有趣的故事，回对一些我所津津乐道的辛辣活泼的闲聊。而海伦呢，要是我没有说错，她足以使有幸听她谈话的人品味到高级得多的东西。
确实如此，读者，我明白，并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我是一个很有缺陷的人，毛病很多，长处很少，但我决不会嫌弃海伦，也不会不珍惜对她的亲情。这种亲情同激发我心灵的任何感情一样强烈，一样温柔，一样令人珍重。不论何时何地，海伦都向我证实了一种平静而忠实的友情，闹别扭或者发脾气都不会带来丝毫损害。可是海伦现在病倒了。她从我面前消失，搬到楼上的某一间房子，已经有好几周了。听说她不在学校的医院部同发烧病人在一起，因为她患的是肺病，不是斑疹伤寒。在我幼稚无知的心灵中，认为肺病比较和缓，待以时日并悉心照料，肯定是可以好转的。
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她偶尔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下楼来，由坦普尔小姐带着步入花园。但在这种场合，她们不允许我上去同她说话。我只不过从教室的窗户中看到了她，而且又看不清楚，因为她裹得严严实实，远远地坐在回廊上。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与玛丽?安在林子里逗留得很晚。像往常一样，我们又与别人分道扬镳，闲逛到了很远的地方，远得终于使我们迷了路，而不得不去一间孤零零的茅舍回路。那里住着一男一女，养了一群以林间山毛榉为食的半野的猪。回校时，己经是明月高挂。一匹我们知道是外科医生骑的小马，呆在花园门口。玛丽?安说她猜想一定是有人病得很重，所以才在晚间这个时候请贝茨先生来。她先进了屋，我在外面呆了几分钟，把才从森林里挖来的一把树根栽在花园里，怕留到第二天早晨会枯死。栽好以后，我又多耽搁了一会儿，沾上露水的花异香扑鼻。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那么宁静，又那么温煦。西边的天际依旧一片红光，预示着明天又是个好天。月亮从黯淡的东方庄严地升起。我注意着这一切，尽一个孩子所能欣赏着。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这会儿躺在病床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悲哀呀！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把人从这里唤走，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会是一件十分悲惨的事。”
随后我的脑袋第一次潜心来理解已被灌输进去的天堂和地狱的内涵，而且也第一次退缩了，迷惑不解了，也是第一次左右前后扫视着。它在自己的周围看到了无底的深渊，感到除了现在这一立足点之外，其余一切都是无形的浮云和空虚的深渊。想到自己摇摇晃晃要落入一片混乱之中，便不禁颤抖起来。我正细细咀嚼着这个新想法，却听得前门开了，贝茨先生走了出来，由一个护士陪同着。她目送贝茨先生上马离去后，正要关门，我一个箭步到了她跟前。
“海伦?彭斯怎么样了？”
“很不好，”回答说。
“贝茨先生是去看她的吗？”
“是的。”
“对她的病，他说了些什么呀？”
“他说她不会在这儿呆很久了。”
这句话要是昨天让我听到，它所表达的含义只能是，她将要搬到诺森伯兰郡自己家去了，我不会去怀疑它包含着“她要死了”的意思。但此刻我立即明白了。在我理解起来，这句话一清二楚，海伦在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她将被带往精灵的地域，要是这样的地域确实存在的话。我感到一阵恐怖，一种今人震颤的悲哀，随后是一种愿望，一种要见她的需要。
我问她躺在哪一个房间。
“她在坦普尔小姐的屋里，”护士说。
“我可以上去同她说话吗？”
“啊，孩子！那不行。现在你该进来了，要是降了露水还呆在外面，你也会得热病的。”
护士关了前门，我从通往教室的边门溜了进去。我恰好准时，九点刚敲，米勒小姐正吩咐学生上床。
也许过了两小时，可能是将近十一点了，我难以入睡，而且从宿舍里一片沉寂推断，我的同伴们都已蒙头大睡。于是我便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在睡衣外面穿了件外衣，赤着脚从屋里溜了出来，去寻找坦普尔小姐的房间。它远靠房子的另外一头，不过我认得路。夏夜的皎洁月光，零零落落地洒进过道的窗户，使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的房间。一股樟脑味和烧焦的醋味，提醒我己走近了热病病房。我快步走过门前，深怕通宵值班的护士会听到我。我担心被人发现被赶回房去。我必须看到海伦——在她死去之前必须拥抱她一下——我必须最后亲吻她一下，同她交换最后一句话。
我下了楼梯，走过了楼底下的一段路，终于毫无声响地开了和关了两道门，到了另一排楼梯，拾级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