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吃惊的，实际上还是那篇文章里本身的内容。
那篇文章中本身要表达的意思无非便是两点，一是“人生而不平等”，二是“华人生来太多懦夫”。明知不平等，却不愿为之奋斗的便是懦夫。在锦颐的文章里，几乎所有人都能称得上“懦夫”二字了。
她的观点十分清晰，让人一目了然，却着实是有些清晰得灼烧人的内心了。
谢锦言已经看完了那篇文章，却仍旧是将报纸握在掌间，迟迟未曾松开——
即便是锦颐最为活泼任性的时候，他都从没想过，他的妹妹竟有一天，会以这样强横的态度、会以这样辛辣刻薄的文字，写出这样一篇极具批判性的文章。
他自己本身便是一个惯于撰写批判性文章的文人，他知道要使天下人接受这样的文章是有多难的。便连他自己，他能成功的这样快，都还是取了巧的。他从不曾用凶猛得如同武器一般的文字去撰写文字，他惯来是写出事实，让民众们自己去衡量对错的。
他的方式，向来是极其温和的。如同卢瑟那般言辞激烈的大家，都是花费了十年八年的时光，才能使之站到了如今的位置上的。
突然有那样一瞬间，谢锦言有些庆幸自己在文坛中也算是个颇有地位的人了。至少这样，他便能给予锦颐更多的帮助。而这种庆幸，在他看见对于锦颐的恶评层出不穷的时候，更是达到了顶峰。
放下最新一期的报纸以后，谢锦言几乎没有半刻的耽误，立马便打电话一一邀约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友们举办了茶话会。
他的想法很简单，文人间的战斗，只能以文字来解决。
*
11月23日，《平等》刊发的第三天，对于《平等》的评论，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忽然出现了许多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些看法，只消一眼望去，不用多说，便足以让人明了，那都是支持锦颐，承认《平等》的。
如果说，那些为锦颐发声的文章仅仅是出自无名之士的手笔，那便必然是无法扭转时局、改变舆论的。但偏偏，写出那些文章的人，俱是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名望的文人大家，叫人无法忽略不计，也叫人无法刻意避而不谈。
——“我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坛竟也开始以资历论高下，而不是以文笔较长短了。‘文人，是最清高，也是最懂得见风使舵的存在’，你们在用你们的行为，来对谢锦颐先生的《平等》，予以最好的佐证。”
——“我不知道你们的谴责、你们的谩骂，究竟是想要表达些什么。谢锦颐先生的《平等》难道说得不对吗？我们和洋人们的地位平等了吗？我们能同洋人们站在同等的地方畅谈人生了吗？我不清楚你们究竟在回避些什么，也不清楚你们究竟还要回避多久，但至少我是敢承认的——锦颐先生说得没错，我们都是懦夫！”
——“我们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假象里。在这个假象里，我们一边幻想着华夏仍旧是世界强国，一边对洋人们俯首称臣。我们用最后的假象来遮掩我们的懦弱，用最后的假象来成全我们可悲的自尊。我们对这样一个假象赖以生存，所以当谢锦颐先生将这个假象打破以后，我们便理所当然的指责她残忍。没错，我们是懦弱的。”
……
生活在上海的如许多一流文人们，在谢锦言的领导下同时站出来为锦颐发声，其效果不得不说是惊人的。他们的底蕴是深厚的，在他们的身后，总有着很多对他们极为推崇的读者。当他们开始愿意为锦颐发声的，那便是他们身后的读者愿意深思的开始。
于是，在那些愿意回首反省的读者们深思过后，支持着锦颐和《平等》的人便不知不觉的多了起来。虽然那些对锦颐和《平等》或怒或骂的言辞仍旧占据着上风，但两者之间也隐隐有了一种分庭抗礼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是在四天之后陡然结束的——
华夏诸多的一流文人们虽然有许多都生活在上海，但是要说这些文人们为了某一件事而一齐发声，却绝对是个稀罕事儿。所以渐渐地，关于“谢锦颐先生和《平等》这篇文章究竟是对是错”的问题，便也慢慢进入了国内其他各省人民的视线里。
或许也是因为这篇《平等》的批判意味太过浓烈，当住在北京的人们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过后，便有卢瑟的学生特意拿了印着《平等》的报纸，去请卢瑟赏评。
谁知卢瑟看了之后，连向来严肃刻板的面容都轻松了许多，对着那份印着《平等》的报纸连连点了几下头，心情颇佳的对着自己的学生赞了一句，“近年来的批判性文章里，我看的也不算少，唯有这篇还可以说是颇有灵气的。”
说着，他竟又翻到了文章的开头，望着那印在题目一旁的作者名，还皱着眉多问了一句，“谢锦颐？怎么好像没有听说过？看起来倒是同谢锦言颇有关系。”
卢瑟先生是极少称赞别人的文章是有灵气的，因为他本身便是写批判性文章的一方好手，所以待他口味养得刁钻了之后，便再少有同类型的文章能入得他的眼里了。
但现在，他称赞了谢锦颐的《平等》。
当他这一句对锦颐夸奖的话语传回到上海的时候，原本还对锦颐谴责得言之凿凿的人们，顿时便再没了声音。
在所有人的眼里，这一场舆论之战是锦颐大获全胜了。但实际上，她比任何人都更明白，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