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这样迟？何站长怎么了？”
“我去的时候，韩站长和王洋友正在屋里陪他聊天，”我只好回话了，“所以，我等了一会儿。”
“哦，那你后来进去的时候他怎么讲呢？”
“他那种人还不就是那样？……呃，早知不去了！”
“那，那工作的事还是讲不通的。”他虽然未见我在楼上的经历，但似乎已想到了何站长的言行，很反感，“我也曾经上过楼几次，可何站长都是手一甩，脸儿越过越长，嘴儿越过越丑，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实在无聊！哼……”
“都怨咱俩命运不好！唉，遇到他这种人了。”
“当初，很高兴被分配在汽车站，然而工作在车辆之间非但没有自由，还净受压抑，真难接受这份现实，我都不好意思对同学和朋友讲。虽然亲戚一直在劝导我忍受他这类领导的缺德，我也在努力地自慰，但心情还是没能转好。所以，每次回到老家，瞧着亲朋好友对我的欢迎，尤其他们羡慕我已算是省城之人的眼神，我都自觉有愧！”他烟没抽完，却已闭口，气愤地将它甩出门外。
听他话儿至此，我也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叙述，站里站外的经历可谓与我一样，所以我俩都情不自禁地沉默下去，直到下班都没精神多做谈话。
下午，我尽管还有劲将自行车骑到单位，但进入办公室之后，仍像小余一样无趣交谈了。因此，我俩便只是在各自的办公椅上，孤坐着读了几个小时的书，偶尔讲一、两句话而已。虽然外面也在响着车声、人音，但还是没能改变我俩已经麻木于单位环境的心情。所以，下班的时候，我俩互相无聊地招呼一声：“明天见！”便着急地迈出汽车站大门，分手而各自远行了。
——我俩就这样继续重复了一个多月的言行，但心情依旧没能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