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顺化和岘港是毫无争议的越南领土，但自古以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历史上的越南中南部，曾有一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古国，名为占婆补罗。其中的“补罗”是梵文“城邑”的意思，因此在汉文史籍上，亦称之为“占城”。
占城是中南半岛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滨海国家，早在大约192年左右（汉献帝初平年间）就已出现。
占婆建国初期，中国史书称之为“林邑”，南北朝以后则改称“占城”，但在考古发现的碑铭中，“占婆”是其唯一的自称。
占城的领土范围在最大时从现今越南北部的横山山岳沿着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藩切，与柬埔寨（扶南/真腊/高棉）接壤，相距近1000公里。
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交趾（越南北部）不同，占城独立后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有“印度教化王国”之称。
在政治方面，印度教神化王权，并按照印度模式组建占城的国家机构，制定典章制度。
在社会方面，印度文化的传入使占城国上层社会仿照印度的种姓制形成婆罗门和刹帝利等级。
在宗教方面，印度教盛行，广建寺院，供奉印度教神灵，湿婆神地位突出。
正因为有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占城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再吃牛肉，寡妇不再嫁人，原来贵女贱男的旧俗随着印度文化的到来而有了改变。
在经济上，由于占城的领土狭促，东西向的河流对长山山脉的切割作用，致使地形支离破碎，缺乏大规模发展农业的条件，就迫使占城人去开发他们的丰富矿藏、森林资源并加强沿海贸易及从事其他海上活动（包括捕鱼和海盗）来保证其经济收入，樟脑、檀香木、糖、铅和锡等土产成为占城的主要出口商品。
当时的占城海上贸易很活跃，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指出，占城是“海外诸蕃国”中西南诸国的“都会”之一。
与宋朝有密切贸易关系的阿拉伯等国商船东来时往往在占城逗留（同时也把伊斯兰教传入占城，9世纪末占城南部已存在一个穆斯林商人的聚居区），然后从占城出发，走海路若顺风的话，半个月即可到达广州。
市舶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占城与中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占城的农业虽不发达，但占城人耕种的稻米“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大约在唐末宋初，“占城稻”便被引入福建种植，随后这种农作物得到宋朝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种，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
在皇帝的亲自推广下，适应性强而耐旱的占城稻大规模推广，使“地多丘陵”的江西摇身一变为粮仓，对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南半岛上重要的古国，占婆和北方的交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文明之路，占婆的印度化和交趾的中国化同样特征分明，而异质的两个文明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直保持着殊死的争斗。
自立初期的“大越”国，北面是宋朝，东是大海，西有湄公河与长山山脉的阻隔，在其侵略下首当其冲的便是南方的“占婆补罗”，故而越南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希望将占城变为自己的“藩属”。
早在公元982年，篡夺丁朝皇位的黎桓挫败宋朝的军事干涉伊始就以占城寇犯边境为借口，率大军进攻。
越军摧毁了占城首都因陀罗补罗（在岘港附近），迫使占城于1000年迁都至佛逝（现在越南中南部的归仁）。
此后双方的战争更是史不绝书，从公元1021年至1069年，李朝祖孙三代皇帝就对占城发动了5次战争，并且都任命帝位继承人——皇帝长子——率领军队直接指挥战争。
其中李太宗以占城“十六年来不修职贡”为借口，于1044年发兵攻破佛逝，斩占城王；
1069年，李圣宗又擒占城王，俘获5万人，并使占城被迫割地，称臣纳贡……
无怪有人认为“一部越南史，实一部越占交争史”。
1075年，占城与李朝暂时媾和。几乎与此同时，一支占城军队却洗劫了南方真腊（柬埔寨）的城市，又引发了与后者的长期战争。
这与其说是外交上的短视，毋宁说是占城国内体制顽疾的发作——它的政治体制远未像大越国的中央集权那么完备，其国王的权威仅限于自己的河口平原，只能通过不断四处劫掠来获得属众的尊敬和政治上的承认。
既然无力袭扰北方的李朝，侵袭南方的真腊就顺理成章了，于是两国不顾一切地拼斗不休（至十三世纪），北方的大越国站在一旁，满意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这场战争以两败俱伤而结束后，以逸待劳的越人前来收取渔翁之利了。
十三世纪，大越国先后经历了改朝换代与蒙元入侵。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朝停止对安南用兵。
陈朝刚刚从自顾不暇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立即野心发作，矛头直指占城。
1306年，陈英宗将妹妹玄珍公主嫁给占城王制旻，换取聘礼乌里两州（今顺化一带）；
未及一年制旻去世，陈朝派人夺回公主，以免占城按照印度教习俗将玄珍公主火葬。于是占城便不欲践约割地，按说这也无